日期：1952-3-21 作者：[待确定]
【贵州记者组二十一日讯】贵州水城潜伏反革命分子利用少数民族组织千余人“请愿”队伍，以“拜年”为名，阴谋杀害该县县长。事件经过情形如下：
二月三日贵州省毕节专区水城县属之米箩、红岩、蟠龙、顺场(均在城南百余里左右，又名八大山区)等乡，及水城与盘县、晴隆、普安、郎岱接壤地区的水族、苗族农民一千余人(其中苗族一百三十余人)，在水城米箩乡、猓木大寨村集合去县府“拜年”及“请愿”。水城县府闻悉后曾派兵一排前往阻止，但“请愿”队伍绕行另道，终於五日到达县城。县府当即派干部为他们筹备食宿，并请他们派代表商谈，他们即派出王道兴(水族)等三人为代表。王等起初含糊其词，态度暧昧，经再三追询才说：“我们过去受汉族压迫太深，要请人民政府给我们报仇”。翌日，县长亲向全体“请愿”群众讲话，对该县民族工作缺点作了检讨，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和开导，当场“请愿”队伍又推出十二个代表提出快点实行土改和希望多培养水族干部的要求来，“请愿”队伍始终未散。为了解真情，县府随即派了几个懂得水族语言的干部，化装水族农民深入了解，发现王道兴存有“杨家兵马”大红旗及水、苗族人口登记表等，再传询王时，才坦白出全部真象。
该队拜年是假的，是以“拜年”为名，准备在县长看跳舞时，当场将县长等扣押待“黑军”(土匪)来处理，所有人员未带枪械，只是为使县府免予怀疑和放松警惕。王并供出主谋人是陆云科和赵树青(水族当地人)。县府当即予以逮捕，第二天召开全队大会，由王当众坦白出全部阴谋诡计，群众极为愤怒，当场又检举出二三十个小头目。很多人知道了是骗他们来“造反”后，非常后悔。县府除当场将主谋和策动者扣押十余人外，另十余人都由群众保释回家，并向群众讲明政策，说明大家都是好老百姓，不知道其中内幕，政府决不追究。事后每人发给粮食三斤作路费回家。两族农民异常感动，有的气得把芦笛大鼓都摔坏了，他们反映：“国民党时代像这样，脑袋早搬了家，现在政府还发粮食做路费，真是太好了”。事件至此才平息下去。
省委对此事非常重视，曾派出以省府人事厅长赵欲樵为首的访问团赴该地调查访问，毕节专区亦曾派出工作组赴该地协助工作。现省府访问团带去的文工队电影队仍留该地准备深入下去，安定民心，宣传民族政策，并进一步了解目前少数民族人民的特殊困难和要求，给予适当解决。
这次事件发生有下述原因：
第一、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疏忽给予反革命分子可乘之机。该县过去曾处决了四个水族匪首，但处决前后均未经水族人民讨论，因而引起部分水族人民的不满和怀疑。全县水族共有三万人，而水族干部却只有六七人，许多区乡干部都不是本族人，解决问题往往不能使少数民族满意，加上过去工作不深入，水族有很多特殊要求既未提出亦未解决，因此，民族间的隔阂在解放后虽有改善，但未消除。
第二、反革命分子的长期活动及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疏於警惕。一九三四年该县曾有会道门头子杨玉清带头反抗国民党抓兵，事败后水族村庄遭受屠杀洗劫蹂躏至惨，杨亦失踪，因杨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水族农民的要求，故在水族农民中会道门留下较好印象，於是赵树青在反革命特务诱骗操纵下，便利用水族农民对会道门的好印象和水族农民中自发的政权要求进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据调查证实，去年三月间曾有两个特务化名朱洪武、朱洪青在该地活动，在布置好赵之阴谋活动后已潜逃。赵自任普安、晴隆、郎岱、盘县、水城等五县总“师祖”，以王道兴、陆云科、杨银五等三人为“全国正副总代表”，其活动方式是利用过去长期存在的民族隔阂，加上处决四个水族匪首事件制造民族纠纷，公开提出“杀穿长裤子的(汉人)”并欺骗群众说：“毛主席在北京听到杀了四个水族人后放声大哭。毛主席就是水族杨玉清的化名，是水族，所以对水族很关心”。当进行“三反”传到下面去后，坏分子即乘机提出“毛主席要我们参加打虎”的口号，以鼓动农民的报复情绪，并宣称：“毛主席从北京徒步到了毕节，不久即到八大山保祖登基(意指保特务朱洪武做皇帝)我们要去迎接。”“毛主席说中国只留水旅、苗族、仡佬等族，其余的都要杀掉”。同时，积极在乡下威胁水、苗两族人民登记，声称“不登记是黑人，大军(国民党军)回来后必杀”。水族农民乃纷纷进行登记，登记后每家出人民币二千五百元，购买花布作为标志。坏分子并造谣说“美国军队已打到鸭绿江边”“蒋介石已在青岛登陆”。以上一系列活动，当地区政府早已发现，但既不追究，亦未上报，县府始终不知道。
第三、该县近曾召开农代会，并召集区乡干部入城学习“三反”文件，下面干部空虚，使坏分子有了一个可乘的机会。
这次事件发生前后，水族、苗族与汉族群众间的关系，处於紧张状态。汉族群众在此事件发生时，非常害怕，有的把猪羊都杀来吃了，有的把好衣服穿在身上，准备着水族打来了，实行报复性的仇杀。有的则已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准备抵抗。水族、苗族农民在“请愿”后回家路上，受到许多汉族农民讽刺，不给他们住宿。有的说：“你们水、苗想造反做皇帝，政府再宽大也不能待你像我们(汉族)一样”。水、苗族农民一方面感激政府的宽大，但部分人仍心怀疑惧，不知将来到底追究不追究。目前，岔河乡赶场已减至一二千人(事件发生前经常有三四千人)，米箩乡赶场多为老年妇女和小孩。亟须进一步进行解释宣传，以恢复正常关系。
来源：1952年3月2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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